编者 按：鲁迅文学奖是代表我国最高荣 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在不久前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上海作家薛舒凭借《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获得“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戴从容凭借译注的三卷本《芬尼根的守灵夜》获得“文学翻译奖”，上海翻译家袁筱一老师凭借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获得“文学翻译奖”。这个月底，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行。
日前，澎湃新闻“文学花边”工作室特邀薛舒、戴从容、袁筱一做客上海报业集团，围绕 “上海与我们的文学”展开对话。这也是三位获奖者自第九届鲁奖公布后的首次同台亮相。
活动现场。全文摄影：吴栋
【对谈实录】
罗昕：在得知获奖的那一刻，三位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第一时间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谁？
薛舒：其实中国作协最后的名单公告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里忙得昏天黑地的。我们的年轻人不断地在找我签字，在商量后续鲁奖文学周的一些事情。我还来不及关注那个事情，但是我知道那天它是要公布的，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
突然之间，我们的马文运书记发了一条微信给我：祝贺！领导给我发微信说祝贺，这是为什么？我想到了（鲁奖）这件事，然后问马书记是真的还是假的。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我原来工作的小伙伴们开始给我发信息，然后罗昕很快也给我发信息，问我获奖感言。我说现在我来不及，到晚上吧，她说马上就要，哪怕只说一两句。
她说只说一句的时候，我很想很想跟我已经去世6年的老爸，我很想跟他 说一句：他用他的生命给了我文学的生命。那一刻我能想到的，就是最简单的这一句话。我发给了罗昕，她说“我为什么有点泪目”。当然现在讲起来都是欢快的，确实这件事情是欢快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老爸生病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经历。
戴从容：实际上我并不知道鲁迅文学奖什么时候颁布。在那之前有人发消息给 我，说我被提名了，然后我就去问DeepSeek鲁迅文学奖什么时候颁布，DeepSeek说要到8月底9月初，我想好漫长， 我要等这么长时间的煎熬，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获奖。所以那天得到获奖消息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不可置信，因为我觉得要到8月底9月初，我想这是不是又是谣传。后来有小伙伴发消息给我，确实确认了。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告诉我先生，因为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最终结果要到8月底9月初，他跟我一样要等很漫长的时间，现在终于出结果了。我觉得鲁奖真的很人性，不让我们长时间地煎熬。宣布后，我也赶快让他放下重担。
袁筱一：我其实和戴老师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提名好像就在这两天之前。我那天是在地 铁上，正准备去上班，然后我也接到了马书记的信息，而且他写得非常简单，就是祝贺。我当时确实不知道祝贺什么事情，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都可以被列在祝贺之列。我和戴老师一样，没想到会这么快。但是后来我又在想，如果是马书记给我发的这条信息……我想着想着，后来地铁就坐过 站了，又反过来坐。再后来和戴老师一样，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先生。
但如果真问这个问题的话，除了我先生，我可能最想第一时间分享的是原作者。戴老师没有办法跟原作者分享，但是我可以。当时我没有这么快地能够联系到蕾拉斯利玛尼（注：《战争、战争、战争》的作者），我也是通过相关的人告诉她这部作品的翻译获得了今年的鲁迅 文学奖。
结果她们法国方面就特别地烧脑，开始了无穷的想象。她们认为蕾拉的这部作品 获得了中国最高的文学奖，而且也就这么传递给蕾拉了，还想说得让她录个视频，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说这确实有误解，因为它是一个“文学翻译奖”，当然原作很重要，但它不是给原作的，是我们中国的鲁迅文学奖会把文学翻译当做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法国方面还很会类比， 说这个奖就相当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我说如果相当于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你能够想象龚古尔文学奖颁布给一个不是法语的作品吗？后来这个误会澄清了，但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
蕾拉 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作家，在我所译的所有作者中，她是唯一一个比我小的。但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很多翻译奖都是蕾拉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奇怪，包括当初的傅雷翻译奖也是翻译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温柔之歌》。
罗昕：三位老师分享了她们的“获奖一刻”，现在听起来依然会有点激动。我想回到一个更早的时间问题，你们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薛舒：我 这一生的轨迹大概是这样：该好好读书的时候，我在好好唱歌；该好好教书的时候，我又在好好写作——总之永远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后来我成了作家，我的中学老师还说，你应该是歌唱家才对，怎么成了作家。我倒也不觉得遗憾，当作家挺好的。
我生了孩子之后，忽然觉得人生里的重大任务好像算完成了，接下来得为自己做点什么。毕竟有了孩子，出去演出、唱歌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我还在学校教书，有寒暑假，假期在家做什么呢？孩子当然是要带的，不过我们那时候带孩子还算粗糙，加上有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帮忙，我还是挺自由的。
我从小就是 个爱听邻里故事的人，有一颗八卦心——我觉得八卦心大概是写小说的人天生的资质，也算是条件之一。就因为这点小小的八卦心，我记了一肚子往事，想着该把它们写下来。于是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写完也不知道该投给谁，那时候正好有“榕树下”（文学网站），就投了过去。结果这篇小说在“榕树下”上了每周推荐，又上了每月推荐，再后来到了年度推荐，我一下子就来了信心。也就是这篇小说，第一次被《收获》发表了。我当时感觉跟天上掉馅饼似的，心想，从此我就可以写小说了吗？
当然，《收获》发的那一篇，大概是我积累了三十年的人生经验才写出来的，接着就经历了四五年的退稿期，这说明还是需要积累和学习。后来我参加了上海作协的青年创作班，第一届是2001年开始，到2002年，我见到了好多文学大家，王安忆老师、叶辛老师、赵丽宏老师，还有杂志社的编辑都给我们上过课。我这才慢慢地走上写作的路，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到了2009年，我成了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
薛舒
戴从容：我走上文学的路，说来也简单。我家里的人基本都是理工科出身，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医生，其余的亲戚里也是医生居多。我虽是苏州人，却在长春出生，在那里长到十一岁，才跟着父亲回到老家。谁知一回到苏州，竟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懂当地人说话，自 己也没法跟她们交流，一下子就变 得格外孤独。
恰好那个时候 ，我住在伯父家里。他原先当过兵，退伍以后教政治，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想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所以买了不少文学书放在家里。我那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住在他家，又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孤单得很，便翻他的书来看，看着看着就上了瘾。后来又翻到一本退休老年作家手册，上面列着世界文学名著，从荷马史诗一直到托尔斯泰。
正好我父母都在大学里，我便每个学期让他们替我借书。到了假期，除了电视也没有别的消遣，游戏更是没有，而电视机又被管着，只有晚上才允许看一下《射雕英雄传》，其余时间就只能看小说。就这么一本接一本地读。像《红楼梦》，我就反复看了八遍。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是在不停地翻书中度过的。属于比较寂寞与无聊，然后就爱上了文学。
戴从容
袁筱一：其实我觉得咱们三个人挺巧的，应该差不多算是一代人，虽然岁数可能差上几岁，但大体上是同一代人。那时候娱乐方式确实很少，像戴老师说的，电视虽然有了，但家长一般不给看，要盯着你学习。所以能够拿来消遣的，基本上也就只有书了。
不过那时候的书也不像现在这般，觉得珍贵。家里头多少会有些藏书，大部分还是借来看的。我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中学读的是外语学校，从十岁起就开始学法语了。那时候要看原版书，也只能靠借。我们当时有外教，从最简单的漫画或简读本开始读起。学校里头也常有借书的机会。那时候文学的影响是现在完全没法比的——它不光是消遣的方式，它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再加上 我又是学法语的，从中学到大学，好像就觉得没得选了，不像戴老师，她本来还可以选择当医生或者读理工科。可我这路，好像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没太多别的选择。
中学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小作品，发表过。到了大学，又遇到一个很巧的契机。当时有个法国青年作家大赛——那会儿通讯远不如现在发达，我也是在很闭塞的情况下才知道法国每年都有这样的比赛。我就用法语写了一篇参加。那时候好像很少有外国人参加这种比赛，尤其是母语非法语的人，就算有，多半也是来自法语区的。结果我居然意外得了奖，过程还挺波折的，通知到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没料到。
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大学三年级。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仿佛是“被迫”走上了这条路，因为那时候学外语的人出路其实挺多的。但那次得奖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只能这么走下去了。怎么说呢，命中注定吧，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袁筱一
罗昕：大家的文学起点都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聊聊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薛舒老师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刚出版时，我就和薛老师约了一次对话。我觉得它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书，承载的是生命的重量，也有爱的重量。不管这部作品获不获奖，它对薛舒老师来说是不是都有特别的意义？
薛舒：对我来说，那是我第一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自己的亲人，身边所有的人，我都把他们“出卖”了。之前我写小说全是虚构的。第一部《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原名《远去的人》），写的是父亲把我忘记了，那是我第一次把身边所有人都写进去，包括我自己。到第二部，父亲去世了，我觉得剩下的得写完，就又“出卖”了亲朋好友。
用真实的经历来写，这对我来讲是头一回，到目前为止也好像是唯一一回，成了书，是真真实实的非虚构写作。它的意义跟小说不同——小说可能是我自己在尝试某种审美、某种文学探索，但非虚构不一样，它得动用到很多亲身的经验，有羞耻感，有撕扯感，还会担心伤害到身边的亲人。
刚才两位老师说，获奖名单出来的时候都是第一个给先生打电话。但我这边，从申报到结果出来，我先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妈不知道，我弟弟不知道，儿子那边我也没说——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第一时间来祝贺我的，全是家庭以外的人。直到下午全部忙完了，我才发了条微信给我先生，说这两天发生了件什么事。他当然没什么，哈哈一笑，说回去奖励你，我说奖励什么，开了个玩笑。我妈妈那边，我弟弟那边，我就简单说了一句这本书得了鲁奖。到今天，这本书我都没给我妈看过，周围的亲戚，包括我弟弟，我也不希望他们看。因为每次他们看，我都觉得自己像又被揭开一次伤疤，他们看了也难过，我自己也尴尬，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在哪呢？大概就是跟我爸说一声：你把我忘了，可我把你记住了。反过来讲，如果我爸在天有灵，他会觉得高兴，那就够了。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反倒希望他们没什么感觉——妈妈不要有感觉，弟弟不要 有感觉，我不想让他们牵动太多情绪。所以这件事在家里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对我自己来说，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就是这样。
罗昕：接着我们聊聊《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真是一部大书，它的结构之复杂、语义之丰富，确实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但戴老师凭一己之力，花了十八年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而且不光是翻译，还加了四万多条注释——注释的体量已经超过原作了。我们特别想知道，究竟是 什么支撑了您这十八年的翻译苦旅？
戴从容：应该说是这本书本身的价值。我在翻译之前就已经在研究它了，博士后的两年专门就做这本书，整整两年，其它什么事都不干，全部投入到这本书上。研究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书出来以后又拿到了教育部的奖项。可见不光是我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清楚它的分量。它确实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品，奠定了后现代文学的面貌。
我虽然知道它很难，说实话，我刚开始翻译的时候也没想过会有这么多读者。我想，有些书它需要存在——不管读者多少，它在文学史上就是一个里程碑。人这一辈子能遇到这么重要的书，机会其实不多的。我算是比较早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这个机遇被我撞上了，这么难得的事情，应该珍惜。所以十八年，我从没想过放弃。
罗昕：前面袁老师也提到，蕾拉斯利马尼是您翻译过的法语作者里最年轻的一位。获奖的这本《战争、战争、战争》是传记小说，讲述的是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故 事。我也想问问袁老师，翻译了这么多法语作品，这一部在哪方面特别打动了您，留下了特别深的记忆？
袁筱一：我最初翻译蕾拉的作品，是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温 柔之歌》。当时出版社来找我，消息也都很同步，你已经知道前一年的得奖作品是什么了。我那时还挺喜欢她的，她属于非常典型的当代写作，很 直白，带点酷劲，不复杂，但就是很酷。
你可以想象一个比你小十岁的人的写作方式：直接，有时甚至有点残忍，但特别女性化，因为她的作品写的都是女性。所以我几乎是挺轻松地就接下了那本书，而且篇幅也不算长，不像那些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二十世纪初的那些能留下位置的作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作品社会性很强，蕾拉做过 记者，所以她写的东西社会性特别突出。后来因为她年轻，作品数量也不多，她就开始转向家族史写作——她的外祖母是二战后从法国去了摩洛哥，从外祖母那一代开始，到她的母亲，再到她自己这一代，三代人，在摩洛哥那种双重文化环境下生活的家族故事。
我之所以愿意继续翻译下去，已经不完全是出于对蕾拉文笔或风格的兴趣了——那个阶段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正好我做翻译这一行，不管是像戴老师这样中文出身，还是像大多数文学翻译老师那样外文出身，其实都一样——你研究什么，往往就决定你翻译什么。我正好在做非洲法语文学的课题，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恰好也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译者是最贴近文本的研究者，她不一定会 把翻译转化成研究成果，但她是最接近原作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答应了翻译这本书。
非洲法语文学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来说，以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常说非洲，但我们对那片土地的文化几乎不了解。我也是从慢慢涉入这类研究以后，才开始了解非洲的历史、文化，了解那种双重语境、双重文化的处境，以及现在世界文学常说的多样性。我觉得从蕾拉的作品里能读到很真实的呈现。像她这样的年轻作者是有态度的，但她不会像十九世纪那样做截然的道德评判，或者简单的殖民批判——因为现在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变得非常复杂。蕾拉能用比较简洁的笔触去呈现这些复杂问题，她不回避。
三部获奖作品
罗昕：能不能请三位老师分别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向我们的读 者推荐另外两位获奖老师的作品？
薛舒：《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本书，其实我自己都还没读下来，就在家里放着。所以我想跟所有读者，也跟我自己说：如果你能把这部书读下来，你会变成一个深刻而沉静的人，多有魅力啊。希望我是这样的人，大家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的推荐。
然后袁筱一老师的书，我看得蛮多的，一路读下来，语言特别好。我的感受是，当你读袁筱一老师翻译的法语作品，你能用自己的母语肌理，去感知法语的审美意味。
戴从容：我来推荐薛舒老师的作品。她对 临终这个主题的切入，我非常感兴趣。一个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对生命和死亡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薛舒老师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直扣生命本质的作品，对想了解“生”的意义的人都会有很大帮助。
袁老师的作品，文如其人，非常优雅。我觉得她的作品既深刻又优雅——这不光是袁老师翻译的特点，也是她做学术、做人的特点。
袁筱一：薛舒老师的书，从《远去的人》开始我就一直在读。那时候写这个主题的人还不多，但这几年法国也有类似的，比如安妮埃尔诺写她母亲也是阿尔茨海默，但完全不一样。薛舒老师给我的感觉是，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她的写作都特别生活化——她是在生活里捕捉素材，用生命经验去写作。
最近我也老跟医院打交道，完全能理解那种处境。这两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在于， 你既能读到生命的那种无力感，又能在每个细微处捕捉到生命的蓬勃——哪怕在快要耗尽的时刻，它依然是鲜活的，是人生的一部分，一种经历。我觉得这才是她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不只是温暖，更是生命力。哪怕到了最后那一刻，或者正在消失的过程中，你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生命力。
戴老师的书也是，第一卷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研讨会上就见过。当时我旁边有个人不理解我说的“逐行对照”，说那还要翻译干什么。但我觉得，这本注译就是在伟大原作的召唤下产生的作品。乔伊斯如果地下有灵，应该会觉得他等到了该有的中文译者。所以绝对不该错过。
罗昕：从三位老师的几句话里，我也能感觉到你们是很不同的人，性格不同，表达风格不同，写作方式也很不一样。但你们的生命轨迹在上海这座城市交汇了。在你们的文学历程和生命历程里，上海这座城市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先问薛老师，您是上海出生的。我们现在常说“文学的故乡”，您会把上海看作自己文学创作的原点吗？
薛舒：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没什么好回避的。我当然希望我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但也希望不只满足于此，要走向外面、看到远方，这是每个写作者的愿望。但故乡真的一点都绕不开——我出生、成长，包括《生活在临终医院》里写的那些，全在上海。
我出生在过去的川沙，现在浦东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我在小镇上长大。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刚才说的在“榕树下”发了、又上了《收获》的 那篇《记忆刘湾》，我给我的故乡小镇起了个名字叫“刘湾镇”。现在这个小镇已经不存在了，被浦东机场的跑道淹没了，但它留在地方志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给它起了名字，写进了小说里，那就是我文学的故乡。
我一开始抱着很宏大的想法——你们写弄堂，写旗袍，写灯红酒绿，写纸醉金迷，我才不呢，我是乡下人。你们叫“阿拉上海人”，我叫“乡吾宁”（上海话）。我们川沙普通话就是这么讲的。市区的人以前叫我们“阿乡”，乡下的“乡”。我小时候还自鸣得意，觉得“阿乡”香喷喷的，多好。后来才知道是说“乡下人”。但我从来没自卑过——我们住的房子比他们大，吃的蔬菜比他们丰富。
上海的农村和市中心各有各的好，不必多说。但这座城市给我的滋养太多了——语言、家庭情感关系，还有哪怕城乡教育资源不同，核心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所以那一定是我文学的故乡。当然，我希望站在故乡的土地上，能看得更远一些。
罗昕：戴老师虽然不在上海出生，但您的学术生命在这里展开。您觉得上海对文学的滋养和影响，有哪些是别的地方很难复制的？
戴从容：我觉得上 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国际先锋性。在我那个年代，别说是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了，就连研究乔伊斯在大学里都很难立足——中文系通常要广泛介绍作家，而不是专精某一个。
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跟陈思和 先生读书，跟他商量做什么研 究。当时我想做中外文学比较。他问我，你觉得乔伊斯还有什么地方没研究透？我说那就只剩《芬尼根的 守灵夜》了，但太专了。陈老师说，既然没研究透，就值得去做。我觉得像陈老师这种先锋的、国际的眼光，可以说奠定了我研究《芬尼根的守灵夜》，也因此带来我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
除了陈老师敏锐的学术眼光，复旦大学包容谦和、睿智大气的学术风骨也滋养了我。虽然各高校都有考核的压力，但是复旦不用考核压老师，这样我得以在教学、科研之外“不务正业”，做翻译这种不算科研成果的事。
罗昕：袁老师也在上海求学、 任教、翻译。从傅雷到马振骋，上海有非常深厚的法语文学传统。这份传统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袁筱一:我在上海读的本科，母校是华东师范大学。当然有很多原因让我留在那里继续法语文学的学习。在大学里，像傅雷这些名字是绕不过去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读法国文学基本都是在傅雷译文的熏陶下长大的。我十岁开始学法语，到了大学，跟一二年级的同学比起来，可能我有更多时间可以拿傅雷的译文和法语原文对照着看——因为有这个条件。对比着读，真的觉得很神奇。所以即使后来也想过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做原创，但最终还是觉得，这也是命中注定，是之前那么多前辈召唤过我。
而且上海很有意思，全国的文联里都没有翻译家协会，大多数翻译家协会都是属于社联的。这就能看出上海文学翻译的传统。有时候不提这些，你很少会去想这些特殊之处。但事实上，上海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就是中国的翻译重镇，所有的文学都在这里交汇。那些翻译家们，很多本身就是大作家，或者倒过来，是作家后来成了大翻译家。写作和翻译原本就是不分的。
一方面，上海滋养了我们。另一方面，当你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你正好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会觉得责 无旁贷，觉得要把上海这么好的传统延续下去。这个传统不一定要体现在获奖上，但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比如之前去世的马振骋老师，他就是默 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法语翻译，当然他也获得了一些翻译奖。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被调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法语翻译家王道乾先生就是我们文学所的副所长——我真的觉得有些命中注定的成分。
活动现场
罗昕：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听到这样的讲述会觉得格外激动和高兴，也觉得责无旁贷。一个地方会为文学带来很多滋养，但反过来，文学也会不断描述、阐释和丰富一个地方。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论调，说文学好像没什么用了。薛老师在上海作协工作，在您的观察里，文学能给一个地方带来什么？
薛舒：我在上海作协上班。现在是暑假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下班时分，我走出院子大门，总能看到一些年轻人站在作协门口，看看“萌芽”“新概念”的牌子，坐在那里合影，眼神里带着向往，往里张望。我就好想邀请他们进去，但 一邀请人太多了。寒暑假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跑到上海来朝圣，朝的是“新概念”这块牌子、“萌芽”这块牌子。
我在想，文学在这个时代还被需要吗？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学依然能让他们感知到某种灵魂的连接。所以我现在在《萌芽》工作，有一种使命感。虽然我说不好我能做出多大的改变，但我为此感到骄傲。我走出作协大门的时候，会看一眼周围有哪几个年轻人想跟这块牌子合影，我心里是赞赏他们的。我知道文学是有用的，它会让你心灵丰富，会让你有所信仰。
罗昕:接下 来想问戴老师和袁老师一个问题。第九届鲁奖结果公布之后，作为一个媒体人，我马上发现了一个亮点——因为两位老师的获奖，上海在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翻译”奖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次突破呢？
戴从容：其实刚才罗老师提了这个问题，我才注意到，上海之前竟然没有获过翻译奖。我觉得翻译奖理所当然上海就该有的，因为上海的翻译传统是非常好的。解放前翻译新感觉派、象征派，影响都很大；解放后翻译福克纳、马尔克斯，尤其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地位在国内举足轻重。到了当代，上海的翻译不仅是把外国作品译进来，也把上海的作品译出去，比如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白睿文花了七八年时间翻译过去，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编过一本《上海之书》，收了王安忆、陈丹燕等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请英国译者翻译，在英国出版。所以上海的翻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具有领先地位。它竟然没获奖，一直到我们才获奖，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可能因为上海的翻译家们都比较低调，有点藏拙了。
袁筱一：我觉得获奖其实是一件比较偶然的事情。像鲁迅文学奖四年一次，周期很长，你正好在这一段时间里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原著是不是符合当下对文学的判断和需求，甚至有些短期的需求，都会影响结果。所以我和戴老师一样，也是才知道上海以前没得过。我印象中上海有这么多翻译 家，应该早就得过奖了，短篇、长篇、非虚构、诗歌，都不稀奇——因为上海一直有这样的传承，而且海纳百川，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但获奖的确是很偶然的事，什么奖都是如此。过 去没获奖也不说明什么。当然这次获奖我们很高兴，我和戴老师成了突破者。但我想，之所以能成为突破者，是因为有那么多翻译家已经在那儿了，大家都知道上海是文学翻译的重 镇。
罗昕:上海一直以来都是全国的文学重镇。今天这个日子也特别巧，今天晚上2026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幕，明天2026上海书展正式开展。最后请三位老师向镜头前的读者朋友发出一个文学的邀约。
薛舒：到巨鹿路675号门口来跟爱神拍个照片，跟上海作家协会合个影，再到作家书店里去看看作家的作品——据说那 是全国签名本最多的书店。
戴从容：到上海来领略文学的先锋，领略国际气息。上海书展、上海文学周，是一个让你的精神得以安放的地方。
袁筱一：其实到了上海，你就会知道文学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