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揭秘！一本获奖无数、口碑爆棚的小说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编辑故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征叙事的版图上，《乌江引》无疑是一部别具分量的作品。

它第一次将目光投向长征途中中革军委二局的密码破译传奇，解密“破译三杰”如何在敌军电文中为红军劈开生路。同时，作者庞贝以“速写”与“侧影”交叠的结构，为革命历史题材注入了虚实相生的艺术张力。这使这部小说不仅荣获2022年度“中国好书”奖，更在读者中引发了关于长征精神、智力较量与青春信仰的热烈回响。

然而，一部好书的诞生，从来不只是作者孤军奋战的结果。

从一沓初具雏形的打印稿，到一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文学精品，中间隔着无数道编辑工序的精心打磨：选题价值的敏锐捕捉、文本构架的深入磋商、史实细节的严谨核校、封面装帧的匠心设计，乃至上市后的精准传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编辑的专业判断与默默耕耘。可以说，编辑是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价值的发现者与赋能者。

那么，《乌江引》的编辑过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责任编辑如何在尊重作者创作个性的同时，为这部作品提供更多面向读者的可能？

关于这些问题，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付如初有着最深切的体悟。让我们跟随她的讲述，从选题缘起、文本加工到营销推广，逐一探寻这部“中国好书”背后的编辑故事。

《乌江引》庞贝著

更重要的是发现并传播价值

对话选题价值

伍旭升：

一看书名就挺吸引人的，这个“引”怎么理解，意味与妙用在哪里？你们拿到书稿时，对其选题的价值是怎么评断的？

付如初：

书名的确独特，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其中“乌江”是地名，很实，而“引”则虚一些，负责文学性。读过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的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等历史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关键、最有戏剧性的辉煌乐章。所以“乌江”作为地名出现，具有清晰体现历史背景的作用。但同时，这本书又是写长征路上的密码战、情报战的。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英勇奋战是长征史诗的主调，那么，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保障可以说是这个辉煌传奇的副调。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琴艺术中，“引”即是泛音和副调的意思（书中对此也有解释）。因此，“乌江引”这个书名首先就有长征史诗“副歌”的含义。

其次，作为象形汉字，“引”字有“弓背”和“弓弦”的意象，而在这本书中，弓背和弓弦恰恰是长征路线图的形象呈现，因而“引”字在书中也有更多的实际指向。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后，折道云南，北渡金沙江，走的是“弓背路”（曲线）。红军某些高级指挥员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和军委领导们如此决策，依据的是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情报，就连当时的主力兵团首长林彪都不知情，比如当时他就主张走“弓弦路”（直线）。所以，一个“引”字的象形其实也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这个字还有第三层含义。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著名的话，说：没有军委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是“打着灯笼走夜路”。他把军委二局破译情报、为红军行动提供指引路线形容为红军长征的“灯笼”。当然，这个“灯笼”更重要的是要有人会用，有人“打”得适逢其时，这指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将情报和实战结合起来的指挥艺术。在几次反围剿中，他都能化被动为主动，始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所以一个小小的“引”字不仅指的路线、方向，还包含着战略、战术。

伍旭升：

写红军长征的书很多，围绕乌江的叙事给了特定的注脚，本身就很吸引人，给人一种神秘感和阅读冲动感，你觉得这本书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付如初：

中国革命史是文学创作的宝贵素材库，孕育产生过很多优秀的作品。关于长征题材比较著名的，有老一辈著名作家、写过《海岛女民兵》和《万山红遍》的黎汝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写的《湘江之战》；有50后作家王树增写的《长征》等等。但专门围绕“乌江”沿岸的战斗写一本书，还是第一次。这是它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本书拿到了新解密的第一手关于长征的资料——中革军委二局的情报破译档案。

我们每个人在学长征历史的时候都知道一句话：“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神”当然是文学笔法，形容领袖指挥艺术的出神入化。那么这个“神”的根源是什么？随着档案解密，我们知道了中革军委二局的存在，知道了他们在破译敌军情报、为指挥员战略决策提供支撑的突出作用。这显然是关于长征的重磅信息，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最大亮点。同时，我了解到，作者庞贝曾经工作过的总参三部，其前身就是中革军委二局，那么他写这段历史就不只是从史料中来到历史中去，而必然会带着浓浓的情感，带着一种单纯研究史料的作家所不具备的情感，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内的后辈写前辈的精神密码的书。这显然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和不可替代之处。

伍旭升：

做选题策划时，如何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和读者接受度？

付如初：

这其实是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特别复杂的问题。首先我想说，所谓的选题策划，对原创文学编辑来说，更多的时候是作者发现和选题发现——我们一般不能为作家策划他写什么，只能是得知消息他在写什么、写了什么。比如这本《乌江引》，我就是在一个场合从一个师长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对自己熟悉的和看好的作者，我们会有发挥策划功能的冲动，把我们认为好的题材告诉作者，比如我就建议《七步镇》的作者陈继明写《敦煌》，他最终也完成了，而且完成得特别好。不过建议归建议，具体写不写，作家有很强的主体性。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说到作品的原创性和读者的接受度，我想这是文学价值是否有、有了是否具有传播价值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也是文学原创出版的核心问题所在。有什么办法判断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和读者接受度？我理解主要靠专业能力、阅读视野和经验。

专业能力，一方面是指文学判断能力，就是你已经建立了可靠的文学史视野和较高的阅读品位和审美品位，这是判断一切原创作品是否有出版价值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指编辑能力，就是你是否熟悉目标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心理，是否能够准确捕捉到并准确把相关图书的价值传播出去。

所谓开阔的阅读视野，我想只有持续追踪图书出版的最新动态，熟悉作家的创作动态，才能知道哪一种题材类型被关注，对文学技巧的探索到了什么阶段，才能据此形成自己的判断力。

经验也很重要，这个无须多说。

当然，文学原创性的评价标准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曾经的“先锋”会变成如今的“传统”；读者的接受也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代读者有一代读者的需求，从语言到价值观，都不一样。这也要求编辑与时俱进，既是专家又是杂家，既能在案头坐得住又能在传播前沿行得通。

对话组稿沟通

伍旭升：

我注意到，这本书出版社有两家，还有一家是花城出版社。这本书是谁先组到的稿子？人文社是怎么介入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付如初：

这本书有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平台的力量，就是《人民文学》杂志。这是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之一，每年发表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中《乌江引》就是这个杂志很早确定要发表的长篇小说之一。而出版社的编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关注文学杂志的动态，从中发现具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和具有成书基础、能够向文学圈以外的读者推介的作品。

我们得知庞贝创作了《乌江引》这部书的时候，他还没有跟任何一家出版单位签署出版合同。在作者的积极协调下，我们才确定了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出版方式。近些年，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也是资源整合的方式。在出版《乌江引》的过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精诚合作，发挥了各自平台的优势，创造了又一次合作的佳话。

伍旭升：

两家社出版，但这本书责编只署了人文社的你，当初两家社怎么协商的？

付如初：

署名问题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的管理规定，书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申领的，那么版权页署名就要求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然，这也符合这本书稿子磨合、案头编辑、出版流程组织协调、后期营销的组织协调等“责任制”的工作实际。另外，您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图书的后勒口，以特约编辑的方式署了花城出版社陈诗泳老师的名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的公示名单中，责任编辑的署名也是我和陈老师两个人。

伍旭升：

作为责编，你第一次跟作者庞贝联系，你们配合得怎样？有去了解他的背景，看他的其他作品吗？这种了解对文本的把握与编辑有什么作用？

付如初：

《乌江引》的确是人文社第一次跟庞贝老师合作，但对他的作品我并不陌生，尤其他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无尽藏》，题材非常特殊，写法也很独特，是以《韩熙载夜宴图》为背景创作的一部悬疑小说，我几年前就读过，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了这样的对话基础，第一次联系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作者和编辑配合，尤其是在达成合作意向的前提下，那通常都是非常默契的，因为大家目标一致。而且编辑的职业素养之一就是为作者做嫁衣，作家也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也非常尊重编辑的意见和建议。

您说到在合作之前要了解作家的写作背景、创作履历，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也是编辑的基本功。只有了解了作家的履历，才能评估将要出版的作品跟他个人的关系，有没有他的独家素材，有没有他标志性的风格；也只有了解了他之前的创作，才能判断将要合作的作品哪些方面有创新、有尝试、有进步，哪些方面有重复——对一个成熟作家而言，适当的自我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有时候也是必要的，是他积累读者的方式之一，也是推广新作品的基础。

《乌江引》作者庞贝

伍旭升：

人文社的品牌很响亮，许多名作家愿意把自己作品给到人文社出版，即使有的社出更高的版税，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一家名社的品牌吸引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打造？

付如初：

我接触的很多作家都曾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他们心目中，不只是一家出版机构，而是从小陪伴他们成长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说“精神原乡”可能有点儿大了，但他们的确对人文社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是一种自发的感情。我想这是一个文化品牌的吸引力和魅力所在，也是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无比自豪、无比敬畏的地方。

打造名社，在如今的社会环境和出版环境下难度增大了，具体如何打造，我想可以从人文社的历史上取取经。就我有限的了解，我想首先是需要有一群专业过硬、有情怀有担当的人热爱出版事业；其次是需要有核心发展理念，并且有为了这种理念不放弃、不妥协、不懈怠的实干精神；当然还要有尊重人才、尊重价值、尊重规则的评价体系和风清气正的环境。

人文社70多年的发展，一直都在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先生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理念下与时俱进，真抓实干；人文社历史上几个关键节点，一直都有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前辈支撑。而且，人文社的品牌是由一本本的书积累起来的、是由一个个肯为书付出努力的人积累起来的，好书是核心、是关键；人是主体、是价值执行人。这也是我在这里工作20年最深刻的体会——离开书，谈什么都是虚的；不尊重人的主体性，品牌也是不成立的。

不过，对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一代的人文人来说，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如何打造，而是如何维护、如何更新、如何坚守了。虽然我们只是做编辑的，是出版链条中的一环，没有那么宏观的视野，但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也挺重大的，毕竟我们是负责内容的，也挺任重道远的。

对话文本理解

伍旭升：

初看《乌江引》的第一部分“速写”，会觉得比较枯燥、可读性弱一点，同时觉得讲二局破译的曲折历程比较少。不过细看进去，会感觉整个篇章的架构与写作手法，作者还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与你之前责编过的文学作品相比，该书的艺术性、文学性怎样，价值表现在哪里？

付如初：

《乌江引》分为“速写”和“侧影”两个部分。其中“速写”部分是作者模仿的破译人员的战地笔记，看上去像是非虚构，但实际上也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真实的长征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战地笔记留下。就因为他写得太真了、太像了，所以让有些读者产生了错觉，觉得故事性有点儿弱。的确也有读者曾反馈过跟您类似的阅读感受。我也跟作者交流过。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和阅读门槛儿。这本书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儿的，它至少需要读者对长征的历史知识有基本的了解。

当然，我很感谢您体会到了作者结构的匠心，他实际上正是要通过两个部分的相互照应在虚构感和非虚构感之间架设一个桥梁，让读者既有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感，又有拉开历史距离之后的认识空间和感悟空间。我们中国的读者太熟悉长征了，这种熟悉对创作者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很容易获得题材共鸣，另一方面也设定了写出新意、写出特点的难度。尤其是关于情报战的，这是一种智力战斗，严格讲是缺乏戏剧性的，矛盾冲突都在脑子里完成，某些时刻也是心理战，那文学作品怎么表现？而且，事关长征，不能传奇，更不能猎奇。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我认为作家庞贝在这本书的驾驭上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在虚实结合上，同时还表现在巨大的文本容量和文体包容度上。仔细读过的读者会对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他的遣词造句非常讲究，文本的“文气”十足；二是他的信息量非常密集，几乎每一句话、每一段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看上去是写乌江沿岸的密码战，但实际上作者写了整个长征历史和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密码战。文学史上很多人表述过对一部文学作品，甚至经典作品的评价标准，其中对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是否禁得住重读，是否常读常新，它所传达的意蕴是不是永难耗尽。我想《乌江引》是符合这些经典作品的评价标准的。当然，在密集的同时兼顾疏朗，兼顾疏密有间的节奏感，增强阅读感，是需要作者写作上提升的。

伍旭升：

这本书的写作，感觉难度还是蛮大的。密战本身资料就少，也难以展开。所以，开始我以比较挑剔的眼光去审视，觉得很不过瘾。不过，到后来，觉得作者爬梳了许多背景史料，而且总体剪裁和运用较为自如，不那么生涩，代入感也比较强。你觉得作者在处理驾驭这个题材方面娴熟度怎样？为什么要分两部？前后两部衔接怎样？作为编辑，怎么评价一部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评价有什么不同？

付如初：

严格讲，庞贝写密码战是在规避一种东西，那就是传奇化色彩。革命是九死一生的事业，长征之路上洒满了革命先辈的鲜血，单是一场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从八万人锐减为三万人，湘江成了血江。面对这场在全人类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远征，他的严谨、庄重可想而知。我想这也跟他作为中革军委二局的后辈有关系。作为业内人士，他眼里的密码战更加惊心动魄、九死一生，更加体现现实对人最严酷的考验和人性最激烈的冲突，更加体现战争的间不容发和命运的无可转圜，容不得任何为了所谓的吸引读者、强调可读性而戏剧化、传奇化。在这种写作价值观的基础上，他开始做史料爬梳、剪裁和结构的工作。他自己在采访中介绍，他查阅的资料和观看的视频材料浩如烟海，为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做了近十年。

说到他处理这个题材的娴熟度，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一个文学界的军迷专家提到一个部队的番号不准确，庞贝老师马上回应：这个番号在哪一年确立的，哪一年改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查阅了哪本书的资料，有理有据、信手拈来，非常令人佩服。也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党史专家陈晋老师对该书的史料可信度和扎实度高度肯定。

至于书为什么分成两部分，在上一个问题中我已经回答了作者的匠心所在。前后两部的衔接其实作者埋了一些伏笔，比如小何的生死，小何后代寻访的细节等等。这两部分的衔接除了实和虚、历史和现实、战争与和平、时间和空间的衔接，还有革命的血缘传承，人的命运的衔接，还有如何寻访历史、感受历史、认识历史这样的认识论上的衔接。我觉得衔接得也是非常有匠心的。

编辑感受作品的质量，往往从双效益的角度，这角度其实比读者和评论家更苛刻、更挑剔。读者评价一部作品，往往从感受力出发，好不好看，有没有代入，能不能共情，都是直观层面的。评论家呢，往往从学理和文学观念出发，他们更容易务虚，更容易理性大于感性。编辑不同，编辑首先是读者，从感受力方面评估；其次是专业读者，从学理性和文学史价值评估；最重要的，编辑要评估能不能获奖、能不能卖、能卖多少册，这种双效益评估其实更严苛。读者面对的是成型的作品，而我们永远在探讨作品的可提升空间和可塑性、可传播性。

伍旭升：

这个作品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乌江，一个是引。“引”的处理比较巧妙。从一个1970年代的打印稿中搜寻出来。以当年当事人“速写”的口吻来叙述。之后，又以一个今人的女博士研究生寻访当年的外公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为“侧影”，加以丰富，力图打通昨天与今天的历史。写作手法的艺术性值得肯定。作为责编，一般会就作品的结构、手法等与作者交流吗？对作者提过什么修改建议吗？

付如初：

编辑给作者提意见，不限于结构、手法等方面。一般我们都会把阅读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反馈过去，让作者斟酌修改。但对于《乌江引》这本书来说，一方面作者的史料支撑强大，也就是说，他已是专家中的专家，编辑望尘莫及；另一方面是作家庞贝思维缜密。您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几乎无一处无出处，细节方面更是环环相扣。面对这样体系性、自足性很强的作家，我提的意见很少，就表达过节奏感方面感觉太密集的阅读感受。

伍旭升：

我个人觉得，手法值得肯定，但对后世的寻访追记，与之前的呼应度和饱满度还不是太够，你怎样看？在编辑过程中有否体现？

付如初：

坦率说，我恰恰觉得《侧影》写得非常好。“速写”部分的战地笔记，紧张、干脆、故事性弱而气氛性强之后，恰恰需要“侧影”的舒缓、平和。这种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绵延感和对照感实在是精彩。人物和故事都出来了，重要的是，长征的意义和价值，包括群体的意义和个体的意义都体现出来了。革命先辈的出生入死恰恰是想让后代过上远离战火的生活，而后代的寻访则从具体的血缘开始，找到了一个隐姓埋名的群体。这种小和大、远和近、清晰和模糊、消失和打捞的对照，实在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高妙见识。

《乌江引》目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女博士青春当年，她寻访的外公也正是青春当年。两代人的青春如此在和平年代衔接，让人感慨万端，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余韵所在。包括书中最后的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种静默/那是水中的星光/是风中的密息”，都极好地呼应了全书的内容，并且进行了情感的升华。如果您了解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三杰”后来的人生历程，对这种表述的情感饱满度会更有体会——历史有很多让人欲说还休的东西。这些当然都是作者完成的，编辑给的意见只是微小的文字上的意见。

对话编辑加工

伍旭升：

作为文学编辑，请介绍下责编这本书的过程？时间长吗？主要精力花在哪里？

付如初：

编辑这本书的时间不长。庞贝老师交来的稿子很成熟，电报原文等史料核对的工作做得也很仔细。我在编辑过程中，遇到感觉有问题的史料，会提醒他再核对并提供出处。另外，书中收录了一张地图，费了很多心思，一是要确保准确，二要确保清晰。后面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图书的呈现形式和营销方向、营销路径上。

伍旭升：

书中有不少“补记”，如第222页。有做过核对吗？全书也有不少引文，这方面的编辑核校花费功夫大吗？还有，为什么没把“补记”作字号字体上的特别处理，以致有点埋没感？

付如初：

您还是被庞老师的虚构能力迷惑住了。“速写”的战地笔记是作家虚构的，因而“补记”也是作家虚构。之所以用这种“补记”的形式，也不改字体、字号，恰恰是为了突出战地笔记的记录匆忙、记录条件简陋，从而进一步造成以假乱真的效果。《红楼梦》里讲“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是中国人讲故事的智慧，也是我们特殊的虚构伦理。

全书的引文都经过核对。

伍旭升：

封面设计挺有意思的，还特别自下而上贯通升起一颗五星，能说说设计理念吗？

付如初：

封面出自我们出版社非常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年轻设计师陶雷。最初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表达我对这本书设计的期待：希望它是美的，是典雅大气庄重的，千万不能让读者产生对主旋律图书的排斥感。色调的使用上我们起初想到的是中央红军土布军服和草鞋的颜色，后来草鞋颜色的方案感觉不够醒目。而毛体红字，包括精装内封用深红色，扉页用类似草鞋黄的颜色，都是读者能够理解的。我觉得他加那颗信号弹的创意非常好，又像红星冉冉升起。最初信号弹还做了一点光晕的效果，后来去掉了。一个好的封面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作者、编辑和美编要达成高度的审美一致。

庞贝作品《乌江引》

值得注意的还有封底那枚奖章，书中也写到了：红军创建的第六个年头，中革军委报请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为红军建军纪念日，并决定在此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获奖者须是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三个等级奖章分别为金质、银质和铜质”。当时获一等奖章的是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获二等奖章的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部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等人。这是当时的至高功勋荣誉奖。而奖章的设计者，书中也讲到了，是后来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此外，书的后勒口还有一张小图，是长征时候的汽油发电机。总之，书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用了心思的。

伍旭升：

文学作品，特别是名家的作品，一般文本本身的编辑加工不会太大，是这样的吗？那编辑的含金量或者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付如初：

对的。尤其是《乌江引》这类作品，前面我们讲到了它的特性和庞贝老师的创作个性，这时候文本本身编辑加工量是比较小的。但是，编辑的案头工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文本质量审核、双效评估和走向读者的第一道关卡，量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编辑工作的重要程度，有时候编辑提出一个建议就让整本书提升一个层次，比如某个段落的调整、人物是否该多加几笔、减少几笔等等，这种画龙点睛的作用不是量的大小能衡量的。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其实，编辑这个工作的核心，或者用您的词形容“含金量”，早已不局限于案头这么简单了。并不是加工量大就体现编辑能力，有时候恰恰相反。尊重作者的创作个性、行文习惯和体现编辑“含金量”之间，历来都有微妙的分寸。非必要不修改也是编辑案头工作的常识。

新的出版环境下，编辑更多的时候需要做图书操盘手和流程协调人。可以说，作者的稿子从文档变成一本书，一本书再从印厂到读者手中，获得媒体关注和评奖认可，方方面面都是编辑含量，每一个细节都有编辑含量。

伍旭升：

这本书有没有作出版时间上的规划？对于重大题材的选题，在编辑时要注意什么？又如何妥善地处理好？

付如初：

重大选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时间。我们当时的工作还是比较紧凑的，但好在这本书在各个部门的审读流程都非常流畅、非常顺利。

涉及重大题材的选题，我们做编辑时候都会格外谨慎。首先是严防硬伤，这种硬伤包括文字错讹、史料错讹，更包括表述立场和分寸。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坦率说不容易，但好在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杂志和两个出版社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对话宣推

伍旭升：

我注意到，封底有一句话：“战地密电，一个以弱胜强的情报战孤例”。为何用“孤例”，谁想到的词？

付如初：

这是作者想到的，也是有大量史料支撑的，后来我们也咨询了相关专家，确定“孤例”这样显得有点“极端化”的表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乌江引》中讲到的情报战，的确是“孤例”。书中写到，红军当时被困在了乌江沿岸。北上、西进，或者东出，都是无路可走，都必定陷入敌军重围。而南下，也面临巨大的凶险。当时，蒋介石已电令何键加强乌江沿岸守备，以阻止红军渡江东进。如果敌人发现红军在此渡江，势必会南北夹击，如此一来，其结果可能会比湘江血战更为惨烈！

于是，曾局长想到了绝妙一招：以蒋介石的名义，越过兵团总指挥薛岳，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报。这样做的依据，一方面是蒋介石时常越级指挥，之前就曾有过直接给周、吴发电的经历；另一方面是二局熟悉国民党中央军密电程序和规律，熟知蒋介石电文的修辞和格式，熟悉敌军通用、专用两种密本，而且能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的节奏和指法；第三方面是周、吴纵队本来得到的命令就是向泮水、新场前进，此时只需要命令他们按原计划行进，不能擅自改变行动路线即可，而且最好是加快前进！他们速度越快，便离红军越远。

当然，这是妙棋，也是险棋，所以，必须只能用一次。而且，要全力确保不被识破……您说，这算不算“孤例”？

《乌江引》中的密电

伍旭升：

图书出版后，做了哪些宣推？宣推的要点和重点是怎么提炼的？

付如初：

书出版后，我们和中国作协创联部、广东省作协、花城出版社联合做了规模不小的新书发布会和图书研讨会。当时广东和上海的专家来北京不方便，我们就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说到这里，除了感谢领导和嘉宾的支持，我特别想感谢一下著名的党史专家刘统老师，当时他答应参加我们发布会的时候刚做完手术。他很快看了书，并在会上给予高度评价。一年多以后，他去世了，让人一想起来就很难过。

后来还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做过好多场的读者见面会。2023年世界读书日前后，作者又应约做了很多场讲座，有进机关单位的，还有进校园的。其中，我们还在天津做了一场很特别的“图书进大墙”的活动。得了中国好书之后，我们还专门做了一场线上直播推广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编辑既是联络人、分享主题确定人、分享新闻稿的撰写人，有时候还得直接上阵，充当主持人、充当分享嘉宾。您前面提到编辑含量和编辑能力构成，我想能改、能写、能讲，都是编辑含量，也是编辑能力。在这些推广过程中，我感觉广大读者对长征精神是很认同的，对密码战也是很感兴趣的，当然对革命先辈的了解也是越来越多的。他们选择以《乌江引》为抓手了解中国革命史，是非常有眼光的。

在图书宣传上，我们确定的宣推要点是紧紧抓住“长征”和“密码战”两个关键词，重点突出这本书的史料解密功能，突出作者创作这个题材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突出这本书的主人公的隐姓埋名和精英身份，突出中国革命史除了意志品质之外的智力含量和智慧含量，突出他们的青春热血。尤其是“破译三杰”的精英身份和所从事的高智商工作，是革命历史题材中长期没有被关注的方面，也是《乌江引》最不可替代之处。之前我们一直强调革命是精神的胜利、意志的胜利；长征是人类极限意义上的远征，在意志品质方面是杰出的，但《乌江引》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革命也是精英化的革命，我们党团结了一批有知识、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团结了一批肯钻研、会钻研的青年，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征途中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破译了国民党的全部密码，而国民党对我军的密码一无所获。在这场智力的巅峰对决中，我党我军是绝对的赢家。

提炼这些要点和重点，我想离不开编辑的阅读视野和经验积累，这也是前面我们讲到的，比如长征题材的重要作品，王树增的《长征》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我刚进出版社的时候，我们出版社的名编辑脚印老师正在编辑推广这本书，所以我印象深刻。但那个是非虚构，而《乌江引》是小说，宣传的时候既要借势，也要突出差异性。此外，我还编辑出版过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对长征的历史有过一些粗浅的了解。我还出版过《潜伏》的作者龙一老师的几部作品，也读过麦家的《解密》《暗算》等等，对密码战的内容也了解过一些。这些都有助于对《乌江引》的推广。寻找差异的前提一定是足够了解同类型图书。

伍旭升：

评上“中国好书”后，市场有什么反应，你们又有什么调整应对举措？编辑怎么善于用好传导好评奖的正效应？

付如初：

一本书能够获奖，得到专家的认可，作者高兴，出版社也高兴。“中国好书”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媒介，借助中央电视台的平台，能够比较好地走向读者群体，市场必然能够有一定的认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榜单的增多和读者的分层，每一部获奖作品的市场发酵能力也不尽相同。尤其是面向年轻读者，还需要更多地深入他们聚集的媒介：比如豆瓣、小红书、知乎、微信公号、短视频等等。针对这些变化，我们做了相应的营销文案和营销方式的调整，比如我们做的短视频，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中央电视台报道《乌江引》

不过也得承认，普通读者对比较主流的奖项和主旋律的作品抱有一定的审慎态度，他们印象中的所谓“主题出版”，都是调门高、可读性不佳灌输性较强，现实性有余艺术性不足的，所以我们的营销也需要打破读者的固化印象。因为《乌江引》这种作品恰恰不是传统印象中的主旋律写法，它的写法很高级，审美格调也不俗，所以，我们就要借助得奖的消息，更多地传播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品位。主题出版，既要得到主题引领者的认可，有更多被宣传的机会，也要真正走到读者书桌上，真正做到被阅读。既叫好又叫座，是主题出版图书努力的方向。

对话启思

伍旭升：

密战谍战一类的文学作品似乎颇受市场欢迎，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这种类型出版读者有什么期待？未来市场空间还有多大？

付如初：

凡是受到市场欢迎的图书，一般都具备两个元素：第一是好看，第二是与读者心理有呼应、情感有共鸣。密战谍战类图书，好看是第一要务。这种好看不是简单的故事精彩、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而是情节逻辑禁得住推敲。市场上流行这一类的图书很多年了，包括一些引进版的悬疑推理类图书，我感觉原因大致都是这样的。读者期待一种智力上的阅读快感，期待一种智商和情商被尊重而不是被轻慢的挑战感。当然，近些年这类读物精品也不多，市场空间肯定是有，但需要好作品。

伍旭升：

通过本书的编辑，你有什么收获？

付如初：

编辑这本书，认识了一个非常有特点、有审美追求、也有市场潜力的作家，这是最大的收获。同时，也意识到，对一个作家来说，在一个题材领域深耕细做，写出自己的标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庞贝老师的创作实力来说，完全应该有更大的知名度，因为他除了写长篇小说，还写戏剧，戏剧方面也得了很厉害的奖。他的长篇小说，有科幻，有宋代历史，这次又写长征密码战，其实每一部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读者对他的认识却不够清晰。也因为他只写长篇不写中短篇，文学圈的读者对他的熟悉程度也不够。这些都是合作过程中我站在作者角度体会到的，也跟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