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拉消化梦境，人类消化文件｜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 新闻记者 | 徐 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嬢嬢勇猛》

48岁那年，施洪丽被查出乳腺癌。那段时间，她的生活同时被多重压力包围。父母年迈，丈夫久病，女儿的婚恋也并不顺利。 她离开北京，回四川治病。一路西行，过往的经历和旧事也在旅途中重新浮现。

施洪丽是四川简阳人，高中学历，种过地，在成都做过餐厅后厨、摆过地摊、擦过鞋，也当过家政公司老板。她最拿得出手的身份是《华西都市报》认证的金牌月嫂，公司倒闭以后到北京闯荡。2017年她加入皮村文学小组，她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收入《劳动者的星辰》。

《嬢嬢勇猛》更像是这篇旧作的延展，全书由一段段见闻、回忆和人物故事拼接而成。北京皮村的流莺和“首富”，火车站的流浪儿童，经历过不幸婚姻的女性。她写自己，也写身边的人，语言里保留 着四川方言的鲜活。

自2020年确诊乳腺癌至今，施洪丽已经走过五年。目前她的身体状况稳定，仍在打工，也仍在写作。

《夜》

安妮卡森的哥 哥迈克尔在哥本哈根去世时，他们已多 年未见。迈克尔一生漂泊，结过几次婚，曾经涉毒，与家人疏离，22年中只给卡森打过五次电话，他留下的只有少数信件、伪造的身份证件和几张童年照片。

2010年，卡森出版了《夜》。它装在一个灰色硬盒中的手风琴式折页，由一张约12米长的纸折叠而成，展开如一幅绵延的卷轴。书中粘贴了旧信件、家庭照片、拼贴画和手写笔记，打字机打出的诗句穿插其间。全书的结构来自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一首献给亡兄的挽歌。这本书最终处理的是一个难以被解决的事：一个人消失了 ，留下来的人试图理解他，但无法真正理解。卡森在书中写到：“兄弟永不终结，我搜寻他。他不会终结。”

卡森是当代英语诗歌中经常被提及的名字，在卡森的创作序列中，《夜》被视为她从诗歌写作向多媒介实验转型的作品。

《我身体里的陌生人》

精神疾病的诊断，既可能帮助一个 人理解自身的痛苦，也可能成为难以摆脱的身份。

《纽约客》专职作家蕾切尔阿维夫在这本书中，写下六个与精神疾病有关的真实故事，其中也包 括她本人童年时期的厌食症经历。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到边缘型人格障碍，阿维夫关心一个人在命名、治疗之后，如何继续理解自己的人生。

阿维夫的写作起点，是她早年的厌食症经历。后来她在采访瑞典一些拒绝进食的儿童时意识到，文化常 常为痛苦提供某种表达方式，而医学诊断又可能让这种表达被承认，也被固定下来。哲学家伊恩哈金曾用“循环效应”描述这一过程，人们会根据疾病分类来理解和塑造自己 ，并在这种理解中成为某一种人。

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是“自知力”。在精神医学中，它常被用来衡量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医生对自身状况的判断。但阿维夫提醒读者，所谓恰当的态度并不是中性的，它也会受到文化、种族、阶层和信仰的影响。有研究指出，有色人种更容易被认为缺乏自知力，这可能与医生不 熟悉他们表达痛苦的方式有关，也可能与他们更难信任医疗体系有关。当诊断以科学的语言运作时，它也可能同时带有不易察觉的文化权力。

《谈论中年》

德国文化广播电台记者卡特娅比加尔克和玛丽塔舒瓦茨在40岁之后逐渐意识到，生活正在发生一些不易忽视的变化。朋友病重，长期关系破裂，父母开始需要照护。她们把这些感受带入一档播客，并将其命名为“中年”。这档节目后来在德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听众。

《谈论中年》由这档播客衍生而来，内容基于两位主播与不同领域专家的对谈整理而成。书中引用了一个常被用来解释中年状态的研究框架：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幸福感U型曲线”，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幸福感在青年时期较高 ，随后逐 渐下降，通常在40至50岁之间来到低点，此后又有所回升。两位作者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但并不把它视为理解中年的唯一方式。她们也提醒读者，这条曲线无法充分解释教育、收入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对个体生活的 影响。

《看懂传播》

热搜为什么会影响公众注意力？谣言为什么难以被彻底清除？算法推荐越精准，人为什么反而越容易被困在相似的信息里？AI生成内容变得普 遍之后，信息是否真的变得更加平等？这些都是今 天理解媒介环境时很难绕开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在新书《看懂传播》中试图提供一套回答。

书中有一个判断，今天的信息在抵达个人之前，往往已经经过平台筛选、算法推荐、和流量放大。媒介不只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也在影响人们相信 什么。“媒介既是一个环境，也构成一种我们看待和衡量世界的尺度，重新组织着世界的秩序。”

刘海龙长期从 事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和传媒文化研究，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也曾在B站和“看理想”开设传播理论通识课

《王羲之的“药”》

提起王羲之，人们通常会想到《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以及后世不断想象的魏晋风度。但在他留下的私密信札中，还能看到一个更具体的王羲之：头痛、耳痛、齿痛、胛痛、腰痛、腹痛、脚痛，脾风、疟疾、呕吐、下痢，甚至写下“痛贯心肝”“脚不践地十五年”。他在信中说自己“念忧劳”“疾不堪甚”，也问候对方“足下差否？”“气力能胜不？”

这些关于病痛、服药和问候疾苦的信札，通常被称为“药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在 新书《王羲之的“药”》中，将这类较少被集中讨论的文本作为核心材料，试图重新理解王羲之晚年的身体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进入他的书写。

王羲之晚年的病痛书写，与其早期作品呈现出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药帖中的一些笔痕显得错落扭转，带有不均匀的节奏和呼吸感，与《兰亭序》所代表的飘逸形成对照。在夏可君看来，这些文字不仅是书法作品，也记录了一个人在疾病、疼痛和日常问候中的身体状态。这本书也涉及《兰亭序》真伪这一长期争议，并由此讨论临摹、拓写和传承在中国书法史中的位置。与其简单地区分原作与复制品，更可以追问的是，这些复制和摹写，如何构成一种文化延续的方式。

《木头换来的人》

1987年，舒安出生在 闽北山区小城胜文 。她的父母、外婆和一些旁系亲属，都在当地同一家国营木材 加工厂工作。厂里有宿舍、托儿所，也有几个小卖部。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工厂几乎提供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1990年代末，随着中小国企改制推进，工人陆续买断工龄、离开岗位。舒安成长的那座工厂也被拆分，分别卖给四家私人企业。三年内，三千多人失去原有生计。那时舒安十几岁，随父亲搬到厦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很少提起老厂，也很少说起“下岗工人”这个词。

开始真正记录老厂是在2010年，她将老厂作为博士 论文选题，《木头换来的人》正是一段长期写作和研究的结 果。书名“木头换来的人”来自一段地方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省之间曾以木材交换劳动力。舒安在序言中写道：“我聆听着他们的故事，透过他们的际遇回望过去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中的大风大浪。我闭上眼，看见他们各自转身奋力前游，在水中划出自己的波纹。”

全书按时间线划分，每一章都以一个政策关键词命名，并由不同人物的经历穿插构成。上一章出现的人，会在后面的章节再次出现，试图让人看到同一个人在不同年代中如何面对新 的制度，和生活规则。书中有拓荒青年、模范女干部、转业军人、国营女工、个体户，也有舒安自己，一个在厂里长大的80后，后来成为博士和写作者。

《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

“一座动物园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观赏，而是如何共处。”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这些年受到关注，并不只因为能看到什么动物，也因为它常被提到的一点：动物可以选 择不被看到。这里没有动物表演，也不强调固定的游览路线。如此设计的背后，是一种观看方式的变 化，动物并不是为满足人的目光而存在的，它们有自己的时间、节奏，也有躲起来的权利。

这本书的源头，是红山动物园自2023年起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发起的“以诗之名，让珍稀被珍惜”自然诗歌征集活动。动物园面向公众征集与动物、自然有关的诗歌，到2025年第三届活动举办时 ，已有超过20万人直接参与。

书中的许多诗来自普通人在动物园中的短暂观察。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大象时写下的惊叹，一个上班族在午休间隙记录细尾 獴晒太阳的样子，一个老人在长椅上坐了一整个下午后留下的几行字。它们未必成熟，却保留了人们试图用语言描述非人类世界时的直接感受。其中有一首诗写考拉“用十八个小时消化梦境”，而作者“用十八个小时消化文件”，在城市生活中，人的时间被工作、通勤和 信息切割成碎片，而动物园是我们能暂时停下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