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崔凡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 易学院教授
8月3日，《经济学人》杂志在网站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不会为产能过剩道歉》，点评此前几天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 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章的副标题还做出了一个突兀的论断，“中国的产业政策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强权即公理”。文章开始先对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立场文件给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评价，说这个文件既“严谨”（rigorous）又“不真诚”（disingenuous）。接下来，文章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承认中国商务部文件列举的诸多事实和阐述的道理是真实和严谨的。接下来，文章进入第二部分，话锋一转，开始讨论“不真诚”的部分，指责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是来自政府干预。而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表达出了一种情绪化的焦虑，并以 副标题中的“ 强权即公理”作为指责而收尾。
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6月30日发表了一个对德国汉学家玛丽娜鲁迪亚克的专访 。鲁迪亚克说：“我认为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本质性错误就是，不相信他们说的话。或者说，更本质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根本 没有去认真研究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虽然她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规划，但却反映了更为广泛领域的事实。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立场文件具有明确针对性，就是否定某些国家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华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文件展现了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动摇的决心，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的真诚愿望。文件并没有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回避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件三次提到“扩大内需”，并提出要“致力于更高 水平的供需平衡”。《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矛盾，与积极扩大进口和推进贸易平衡的努力没有矛盾，与更大力度扩大内需的战略没有矛盾。
近两年来，多位记者朋友就“产能过剩”问题和我进行过讨论，留下了一些书面采访记录。不过记者采访往往都是引用几句话，报刊约稿也有篇幅限制。这里我将多个采访问答结合近期动向进行了梳理，以较为全面地反映我对相关问题的个人看法。
问：中方选择在此时发布这份关于“产能过剩”的立场文件，您认为时机上有何考量？
众所周知，2025年是国际贸易体系动荡的一年。美国明确提出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恩贝里体系，并以此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美国通过多方面施压，与其绝大部分盟友（仅加拿大至今尚未妥协）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所谓对等贸易协定，规定其他经济体对其给予零关税（或接近零关税）待遇并承诺对美大规模投资，美国对其他经济体提高关税，同时要求其他经济体帮助其围堵经济对手（主要针对中国）。虽然此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美国政府实施的一些关 税非法，但美国政府仍以一系列替代的关税手段，结合上述所谓对等关税协定，搭建起了分圈层的关税体系。
在特恩贝里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之后，按照贝森特所说的大围堵计划（Chris Anstey彭博社2025年4月12日报道，Bessent has a 'Grand Encirclement'Plan for China），下一步就是要“以一个整体应对中国”（approach China as a group）。正因为这样，我们近期所看到的“贸易转向效应”、“中国挤压论”、“大转运骗局”等概念炒作，都可以说是“大围堵计划”的内在议程。以产能过剩论，配合以中国冲击2.0的宣传，在更大范围内动员更 多力量 对中国实施歧视性贸易限制措施，是大围堵计划的既定意图。
2010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GDP的比值保持在2%左右，处于健康水平。2025年，该 比值提高到3.7%，但仍处于国际通常认为的4%警戒线下。与此同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正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特别是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领域取得了突破。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国家出现了所谓中国冲击 2.0的声音，无视中国制造业发展给世界经济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做出的贡献，构建中国所谓产能过剩的叙事，以此为理由正在推出并酝酿进一步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除了美国将要宣布的所谓产能过剩301调查结果之外（参见近期美国关税政策动向），最主要的就是欧盟正在酝酿的一批对华限制措施。前不久，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提到在中欧磋商中，欧方“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关闭市场这种严峻的表述 绝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是出自于欧方谈判官员之口。
立场文件的发布有利于澄清事实，讲清道理，展现中国主动扩大开放、努力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基本规则、推动建设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关系的积极态度，为后续应对国际经贸领域新的可能冲击打好基础。
问：应该如何全面和客观看待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场文件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总需求不足，还是微观层面的供过于求，都是常见的经济现象。就这些现象展开学术和政策层面的讨论，是有积极意 义的。中国商务部立场文件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简单地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现象，而是认为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 产能问题。
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以及包括美 国产能过剩301调查等政策文件中都交替使用了excess capacity和overcapacity两种表述。一些经典的理论在讨论产能过剩时，往往是结合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讨论均衡产量低于最低长期成本规模之间的缺口，和我们当前讨论的产能过剩有较大差别，无法直接照搬。就产能过剩概念没有形成全球广泛共识，这是客观事实。瑞士经济学家Evenett等认为，让产能过剩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是存在巨大困难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市场结果层面的概念，不应该仅仅因为市场运行的结果而进行干预，重点应放在那些扭曲了贸易的政策改变上。产能过剩在学术上是一个可讨论的概念，但在政策上并非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
实际上，长期跟踪研究贸易政策的Evenett对当前一些国家的产能过剩叙事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他前不久在针对中国立场文件的讨论中指出：“当前，一些人试图全盘否定中国经济体制，声称中国经济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手段运 行，由此造成制造业领域持续存在过剩产能”。
通过全盘否定中国经济体制，把中国经济体制作为原罪，以此为借口来全面围堵中国。中国商务部立场文件反对的就是这种包藏祸心的所谓“产能过剩”叙事。
问：应该如何看待补贴和产业政策？中国是如何完善产业政策的？
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指责是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叙事的重要一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叙事力图证明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家手段运行，特别是力图证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依靠补贴获得。
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在编造中国“产能过剩”叙事方面一向积极。经合组织近期构建了一个产业补贴数据库，其报告显示中国提供的政府资助和所得税减免两种补贴形式的相对规模和其他经济体没有明显差异，但中国“低于市场利率借贷”补贴规模偏高。然而，在构造无风险利率比较基准时，经合组织对中国采用央行公布的企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准，对其他国家却采用无风险国债收益率或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这种测算口径的刻意偏差，直接导致其估算的中国补贴规模被数倍放大。
实际上，包括补贴在内的产业政策被 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团队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2009年至2020年间，德国、日本、巴西、美国等是使用产业政策最频繁的经济体，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的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仅列第十一位。合理合规使用补贴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从而应对环境与气候问题挑战，鼓励研发活动，促进区域平衡发展。但我们反对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滥用补贴的行为。
在如何提高产业政策的合规性和科 学性方面，中国长期以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先生曾经长期在国家发改委从事与产业政策有关的工作，也是相关议题“入世”谈判的重要谈判人员。2021年11月14日，他在《比较》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从加入WTO到加入CPTPP，中国产业政策的未来》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体现了中国产业政策一线干部推动提高产业政策合规性和科学性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诸多思考。在前不久8月份财新杂志举行的一次论坛上，他又提出以产业政策为指挥棒的融资体系带来很多问题，给我们带来启发。
除了大部分我赞同的观点之 外，我认为徐林先生的分析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关于专向补贴（文中使用的是“专项补贴”的中文译法，英文标注为profe ssional subsidy，正确的英文应为specific subsidy，另外禁止性补贴的英文是prohibited subsidy而不是forbidden subsidy）的一 些表述。一般来说，我们不将专向补贴与世贸组织对补贴的三类别分类并列。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都可能是专向补贴。禁止性补贴主要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由于其与出口挂钩或者与进口替代业绩挂钩，天然属于专向补贴。对于可诉补贴，申诉方需要主动证明其具有专 向性，如果补贴是给予所有行业所有企业的，或者由“客观标准与条件”的经济数值规定，则不具有专向性，例如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补贴；申诉方还需要证明这些补贴具有不利影响。对于不可诉补贴，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一类是具有专向性的某些补贴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不可诉，包括绿色补贴、研发补贴和对落后地区的补贴。不可诉补贴实际上是允许类补贴。但是，由于对该条款的具体纪律长期谈判无果，不可诉补贴条款在世贸组织中已被停止生效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即使如此，如果补贴不具有专向性，根据补贴的定义条款，实际上也仍然是允许的。鉴于绿色补贴、研发补贴和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具有合理性，中国一直呼吁世贸组织恢复不可诉补贴条款的效力并就具体纪律继续进行 谈判，让各成员的相关补贴在更加清晰的规则基础上进行。
另外，政策都是有成本有收益的，产业政策也不例外。提高产业政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提高政策收益，降低政策成本。直接现金补贴和减免税都可能是实施产业政策的工具，金融也可能成为产业政策工具。巴格瓦蒂认为政策干预工具的选择要遵循“针对性原理”，政策工具针对政策目标，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政策成本。相比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金融工具的一个特点是其是通过大量的银行、证券、基金从业人员将产业政策最终传导到企业，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对企业经营不断进行评估跟踪，对政策效果的敏感程度大大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产业政策是银行贷款的指挥棒，但充其量是指挥棒之一，例如商业银行法要求商业银行要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同时接受产业政策的指导，实际上可以提高产业政策的效率。专家们指出了通过金融体系实施产业政策的成本，这些值得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对相关的成本和收益要进行全面评估，不宜由于存在的成本就全面否定通过金融体系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
实际上，对于产业政策相关的成本，笔者也多次撰写调研报告进行反映。例如在地方投资引导基金方面，对于限定区域的过高返投要求、可能产生的投资补贴问题、县级投资基金泛滥问题等，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予以规范和调整。笔者也呼吁结合实践进一步深入研究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和效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国务院关于财政补贴的规定或者条例，要求财政补贴的出台均需要经过论证、评估、公示程序；补贴的形式、规模、针对对象、补贴目的、实施期限、退坡机制、效果评估等均需建立在科学合规的基础上。将产业政策的科学性以法律法规形式进一步明确，为今后参与国际补贴规则谈判奠定基础。
问：应该如何看待内需问题和经济失衡？
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叙事的另一部分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顺差、经济偏冷以及某些产业存在的供强需弱现象都装入“产能过剩”叙事的口袋。这些现象，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或者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当前的“产能过剩”叙事将矛头重点指向中国。
美国和欧盟长期具有服务贸易顺差，欧盟在农产品领域具有顺差，美国在发动贸易战以前农业顺差持续约六十年，但是，美欧的“产能过剩”叙事只针对制造业，特别是针对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的新能源产业。
某些国家指责中国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这一指责似是而非，是站不住脚的。从宏观层面看，2010年以来，德国经常项目顺差和GDP的比值每年都超过中国，大部分年份都超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4%。日本和韩国绝大部分年份都超过中国。2 025年，中国比值为3.7%，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第三、第四、第六的日本、德国、韩国分别为4.8%、4.4%和6.6%。
从微观 或者产业层面看，一国内需转弱短期内可能导致某些产品或者产业的供过于求和出口增加。但是，内需与出口的关系从长期看远非如此简单。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本土市场效应表明，对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业，一国本土市场规模越大，其出口竞争力越强，出口规模越大 。在这里，内需越强，出口越多。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1649万辆，国内销量1387.5万辆，出口261.5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依靠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占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约为68%。对于研发投入高的规模经济型产业而言，内需越强劲，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出口竞争力越强，而这类产业恰恰是某些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目标，这与其指责“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逻辑明显不符。
问：面对当前 国际贸易体系的形势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把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主要归因于政府补贴，认为中国的内需不足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全球经济失衡，这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规范财政补贴，提高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和合规性，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这些措施有利于更好地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没有理由不实施。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 措施能够缓解中国与部分国家的矛盾。新一轮产能过剩争议的重点在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开始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的阈值，气候变暖的危害日益体现。欧美国家最早提出气候变暖问题，但是，目前美国有些官员已经声称气候变暖是编造的骗局；欧盟在推迟原定的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的同时，已经在酝酿将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到2摄氏度的阈值提高到本世纪末的3摄氏度，同时将气候工具滥用于贸易保护目的。从近期争议的过程看，美欧既不会因为中国政策的合理性和合规性，也不会为了应对气候问题，而放弃对中国优势产业的围堵。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补贴规范力度，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对光伏、锂电池等贸易摩擦大的产品取消了符合世贸规则的出口退税，我看到有专家还呼吁进一步取消对乘用车的出口退税。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了近4%。我认为这些措施都体现了中国维护对外经贸关系的努力，具有合理性。这些措施既要考虑到贸易伙伴的需要， 其推进的力度和节奏更要以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世界各国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很多国家希望发展制造业的愿望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对外投资与产能合作，通过产供链的合理分工合作，很多国家都可以在制造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可以和中国在互利合作和公平竞争中共同成长。本世纪以来，除了中国的快速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获得提升，其中有相当多的国家从与中国的经 贸合作中获益，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挤压。从大分化转为大合流，这一现象是本世纪以前数百年没有出现过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无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应重点投往那些经贸政策公平、稳定、开放，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通过开放合作，共同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在相当长时间里稳居世界第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才被英国赶上。今天中国制造业产值在世界的份额其实还略低于1800年33.3%的高点（经济史学家Bairoch统计）。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传统手工制造业，而且相对封闭，和今天 不可同日而 语。但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全球产业转移的客 观规律看，相比于1953年美国44.8%的份额和英国1880年22.9%的份额，中国今天约30%的份额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中国谋求通过平等协商互利互让来解决分歧，但绝不会以自废武功来寻求妥协，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发展而道歉。中国会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合理布局以及国际 产能合作，但是，如果违反多边贸易规则，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反制是可以预期的。
当前国际经贸形势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变量在于欧盟。如果欧盟执意采取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搞“关闭市场”，世贸组织可能将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世贸组织的功能进一步削弱的情况下，美欧贸易关系很可能再次迎来变数。毕竟，无论是所谓强迫劳动立法301调查，还是所谓产能过剩301调查，美国也从来没有放过欧盟。无论是在特恩贝里庄园的投降，还是对中国“关闭市场”，都无法换来欧盟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才是能够维护欧盟贸易利益的根本手段。
（文章仅 代表作者观点。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号“国际经贸在线”。界面新闻获作者授权转载。）
